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产生形成的历史机缘

提起黄炎培，年纪长一些的同志都知道，他是我们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他担任过政务院（即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而黄炎培自己，则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位教育家，更准确地说，是一位毕生从事于职业教育的教育家。翻开1949年以前的报刊杂志，查阅旧中国出版的大量的教育史著作，随处可以看到黄炎培关于教育、关于职业教育的言论文章；在所有的教育史著述中，都毫无例外地把他称作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创始人。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已经是七十一岁老人的黄炎培，为什么会被人们称作是教育家、会被人们尊奉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呢？我们下面先简单地回顾一下黄炎培先生的生平和教育活动。

1、“要救国，必须办学校唤醒民众”——立志献身教育，教育救国

（1）青少年时代的强烈刺激

黄炎培（1878-1965）号楚南，后改号韧之，任之，江苏省川沙县人（今属上海市），出身在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

黄炎培从小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的熏陶，7岁开蒙读书，13岁时读完了《四书》、《五经》，21岁时以府考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县学生员（秀才），24岁时中了举人。年纪轻轻就获得了“江南才子”的美誉。可以说，在当时人的眼里，黄炎培是少年得志，封建仕途一帆风顺！但是，黄炎培却没有沿着传统知识分子走了千百年的老路：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继续走下去，而是投身教育事业，执着于职业教育。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呢？这里面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个人际遇。

黄炎培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我国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侵略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等地。《马关条约》的签订在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中国知识分子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都知道，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多次被各资本主义列强打败，被迫签订过无数不平等条约，但是，都没有象这次《马关条约》签订所引起的震动大。为什么？因为在当时中国人眼里，被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国人、法国人打败，固然不光彩，但是，他们是洋人、是夷人，我们不了解、不熟悉，被这些“蛮夷”之人打败，虽然丢人，似乎还情有可原。而日本，一千多年以来，一直是我们的学生，是向我们朝贡的国家。今天，老师居然被昔日的学生打败了，而且，败得又那么惨，太没面子了，中国的落后、腐败，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所以，《马关条约》的签订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巨大的震憾。在这种强烈刺激下，民族精神大振，许多志士仁人扼腕痛哭流涕，感到中国从此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维新志士谭嗣同就写下了著名的诗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梁启超则大声呐喊：“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甲午一役。”这种国家的灾难、民族的不幸，对还未成年的黄炎培刺激极大，他曾说过：“吾年十七，值甲午对日作战，一时爱国心勃然而起，……国家观念遂占吾方寸间主要部位。”1894年，黄炎培17岁，国家的灾难，民族的不幸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如他所说，国家观念遂占吾方寸间主要部位，即是说，爱国、救国成了他思考一切问题的中心。

另一方面，则是黄炎培个人家庭的不幸。也就在1894年这一年，黄炎培的父亲不幸去世。而他母亲早在他13岁时就已离开人间。这样，年仅17岁的黄炎培就承担起抚养两个年幼妹妹的家庭重担。他靠卖文和作私塾教师的微薄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国家的灾难、个人家庭生活的巨变，交相煎熬，促使年轻的黄炎培把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寻求个人和国家、民族的出路。

（2）蔡元培的感召

正当黄炎培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极大苦闷的时候，上海传来了南洋公学开办特班的消息。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由盛宣怀创办于1896年，是我国近代最早成立的现代大学之一。开办之初学校设置上院（大学部）、中院（中学部）、外院（小学部）和师范院四部。1901年，为了尽快培养新式人才的需要，南洋公学开设特班，招收一批在传统文化方面有较深造诣、又有大的志向的青年学子，试图通过较短时间的训练，使他们成为栋梁之材。一批后来活跃于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著名人物，如李叔同（弘一法师）、邵力子、胡仁源、谢无量等均是该班的学生。而该班的总教习，则是蔡元培。蔡元培这个名字，对于我们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同志，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他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他对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的贡献可以说无出其右者。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蔡元培则以“翰林公闹革命”而著称。蔡元培出生于1868年，比黄炎培年长十岁，也是在1894年这个令人心碎的年代，蔡元培被授为翰林院编修（首先需取得进士头衔，然后经过殿试，再被皇帝亲自授予翰林院职务——重要的储备干部）。按照清代官制，只有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的人，才有可能做到督抚、总督、大学士这样的最高职务。换句话说，作为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已经取得了通往封建社会最高仕途的入场卷。但是，蔡元培却在1898年10月戊戌变法失败后弃官南下，回到家乡绍兴创办新式学堂（绍兴中西学堂），以培养人才。蔡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用他的话来说，是鉴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运动领导人的失败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夺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他要采取一条不同于康、梁的路线，先办学堂培植人才，再推翻清政府。而举办南洋公学特班，正是实现蔡的抱负的一种手段。所以，在清末，社会上对蔡元培有“翰林公闹革命”的戏说。

在南洋公学特班，蔡元培对黄的影响最大的有两条，第一点是坚定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操。用黄自己的话讲，他说：“最初启示爱国者，吾师。”又说，蔡元培对他们的教诲，“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第二点是接受了蔡元培教育救国的思想和主张。黄炎培回忆，在南洋公学，蔡元培多次对他们说：“中国国民遭到极度痛苦而不知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来解除痛苦。你们出校，必须办学校来唤醒民众。”正是在蔡元培的感召下，年轻的黄炎培立下了教育救国的志向，他决心不再按照传统知识分子的老路走下去，而是投身新式教育的创办，把自己的爱国之心，落实为振兴教育培养人才的具体行动。

（3）一位干练的年轻教育家

1902年南洋公学解散之后，黄炎培回到家乡川沙县，大力兴办新式学堂。他先后开办、主持了川沙小学堂、上海县广明小学、师范讲习所、浦东中学等，这些学堂都是江苏、上海地区最早的近代新式学堂。同时他还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办的一些学堂兼职。我们知道，20世纪初年，清政府颁布了《癸卯学制》，要在全国兴学。但是，新式学堂的创办阻力还是很大的，一是观念的陈旧，私塾和学堂争夺生源，人们不愿意贸然去新式学堂读书，宁肯上私塾；二是经费的缺乏，学校办起来困难重重。为了减少办学阻力，节省办学经费，黄炎培在他所办的所有学堂里，都不拿分文工资，自己仍然靠卖文为生。特别是他受上海著名实业家杨斯盛委托创办的浦东中学，坚持德、智、体三育并重，在上海颇负盛名，1907年该校举行第一次运动会，《申报》曾连续报导，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该校培养出一大批人才。

在辛亥革命之前的近十年间，黄炎培除亲自创办学堂之外，还积极参加江苏省教育会的工作，担任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当时科举取士制度刚刚废除，新旧教育体制交错，学校与私塾、学校与学校、学校与政府、学校与地方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各地常有教育纠纷、对簿公堂，甚至捣毁新式学堂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作为江苏省教育会的调查干事，为了协调和解决这些矛盾，黄炎培的足迹几乎遍及全省63县的三分之二。通过这些活动，黄炎培加深了对一个省的教育实际状况的了解，获得了大量的感性认识，也获得了一个年轻教育家的声望。同时，这些活动也使他有机会与社会各界交往，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

2、“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从改革普通教育到致力职业教育

（1）提倡实用主义——改革普通教育的努力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夺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力图通过政权的力量改革封建教育，培养一代新人。封建专制统治的分崩离析也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辛亥革命后，黄炎培很快被委任为江苏省教育司司长，主管一省的教育行政。与当时众多的教育家一样，辛亥革命的暂时胜利，使他们感到革命已经大功告成，现在的任务是建设。如果说此前他们兴办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开民智”，唤醒人民大众的觉悟，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话；那么，现在的主要任务则是培养建设人才，用蔡元培的话说就是：“民国成立，改革之目的已达，如病已医愈，不再有死亡之忧。” 1912年初，蔡元培受命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他曾电招黄炎培赴京到教育部协助工作，黄炎培考虑到民国教育，基础在地方，其责任之重不下于中央，所以谢绝了老师的聘请。以后，北洋政府曾两次发布黄炎培担任教育总长的任命，他都坚辞未就。在江苏省教育司长任内，黄炎培主持制定了《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全面规划了江苏省未来五年间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实业教育、社会教育、女子教育、师范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蓝图。

辛亥革命后，在蔡元培等一批进步人士的主持和推动下，民国初年的教育确实有了较大发展，特别在中小学数量上可以说有迅猛发展。但是，学校的教学质量、学生的就业情况并不令人乐观。经过深入的调查，黄炎培发现，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学习内容与学生的生活脱节，学校教育与社会的实际分离。他发现，学生们在学校学习了各种类型的论说文，但是回到家里连封普通的家信都不会写；能夸夸其谈列举拿破仑、华盛顿等一大堆外国人名，而亲友之间的称谓却分辨不清；课堂上讲了度量衡工具的用法，回到家却不会使用秤，看不懂尺子。这样的学生，“小学毕业，习农则畏勤动之多劳，习商则感起居之不适。”他感慨道：如果学校就这样办下去，“学校普而百业废，社会生计绝矣。”

鉴于上述状况，1913年1月，黄炎培发表了一篇在中国教育史上非常有名的论文：《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在这篇论文中，黄炎培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联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明确地提出，人们之所以需要教育，是因为通过接受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如果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与他的个人生活，与周围的社会一点关系都没有，人们还为什么要到学校，为什么要去受教育？从这一根本目的出发，学校教育就应该与学生生活，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这是教育的本义所在。黄炎培还以小学教育为例，在论文中具体地讨论了如何在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算术、理科、图画、手工、体育等各科中贯彻实用主义。并把其主张概括为两句非常经典的话：“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渐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

黄炎培提出实用主义教育，意在改革学校教育与社会分离、与学生生活脱节的弊端，在民国后的教育界，影响非常之大。1915年以前出版的各类中、小学教科书，为了畅销，大多在封面冠以“实用主义教科书”的横幅标题。而就黄炎培自己思想发展的轨迹而言，实用主义教育的提出，正是为他以后提倡和从事职业教育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

（2）国内考察：查清中国教育问题的“病源”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以后，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1914年2月，为了表示对袁世凯称帝的愤慨和不合作，黄炎培辞去了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职务，当然，他还是民间组织江苏省教育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辞职之后，黄炎培在当时《申报》老板史量才的支持下，开始了广泛的国内教育考察。两次国内考察：第一次是安徽、江西、浙江三省，用了95天；第二次是山东和直隶（河北）二省，用了36天。动身之前，黄炎培就给自己提出明确的任务：在更大范围内了解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探寻导致中国教育问题的病根。考察期间，上至省长、教育司长、财政司长、民政司长这些省级官员，下及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学生家长以及村民，都是他的访问对象；考察的机构包括各级各类学校、私塾、慈善机关、博物馆以至于寺庙、祠堂。每到一处，则进课堂，下操场，口问手写，不放过一切机会，有时为了解一所山区小学的情况，他会步行几十里实地考察。广泛的国内考察使他获得了对全国教育实际情况的深刻认识：现今中国之教育，任何学科都把教育、教学的目的，归纳之于文字（农业国文、工业国文、理科国文……）。偏重文字的积弊如此之深，必然使儿童轻视物质方面，导致各种学校毕业生除升学外几乎没有其他的路可走，这是今天中国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黄炎培把造成这一切弊病的根源统统归之于教育与职业的分离，学校与社会的脱节，他认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普通教育要注重生计”，即普通教育要给予学生将来走向社会、独立谋生的一种本领和能力。至此，提倡一种融教育与职业为一体的新的教育形式的念头已经萌发。此时的黄炎培意识到，仅从改革普通教育入手，难以尽快奏效，必须另辟新径，提出一种全新的教育形式——职业教育，才可使人们“惊心动魄”“耳目一新”，易于接受！所以，对于黄炎培而言，1914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以国内教育考察为转折点，他开始从宣传鼓吹实用主义而逐渐具体化为提倡职业教育，从致力于普通教育的改革，转而更多地关心如何沟通教育与职业的关系。但是，职业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应该如何施行？他还只是从书本上看到这一名词，而并未有实际的体验。

（3）国外考察：寻求救治中国教育的“良方”

▲美国之行

1915年初春，黄炎培获得了一个赴美国考察的机会。这一年，巴拿马运河通航，美国举办第一届万国博览会，北洋政府农商部组团参加，黄炎培受聘担任随团记者，与一批当时工商业界的头面人物一起，组团赴美参观。对于黄炎培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实地考察异国教育，寻求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机会。行前，他给自己定出原则：“余之考察教育，所兢兢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就是说，他的赴国外考察，时时心里存着一个“我”字，对于一切外国的经验、理论、制度和方法，不是舍己从人，而是为我所用。

众所周知，职业教育是伴随着近代大工业生产而在资本主义各国首先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它的产生反映了大规模机器生产对劳动者在质量、数量上的新需求。职业教育最初在英国兴起，继而盛行于法国、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的职业教育有很大发展。据统计， 1904年，美国在全国中等以下学校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是17万人左右；到1914年即达35万人，十年间增长一倍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大量进行军火买卖，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工业部门需要大量补充技术工人和提高在职职工的技术水平，促使职业教育有了更大的发展。而美国政府这一时期连续制定的几个有关职业教育的法案，更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黄炎培一行的考察，正赶上美国职业教育大发展时期。这次赴美考察共两个多月，黄访问了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各级各类学校，与美国教育、实业、和政界的各方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两个月的考察，给黄炎培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通过对比，使黄炎培加深了对当时西方先进教育理论的认识与理解，为他进一步批判和清理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接受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认为，东西方教育思想的根本分歧在于：彼之教育，大都取自然，而吾取强制也；彼之教育，大都取个别，而吾取划一也；彼之教育，最重改造，而吾惟重模仿也；彼之教育，最重公众，而我惟重一己也。黄炎培的这种认识，从一定意义上讲，确实抓住了西方近代教育与传统封建教育在教育思想上的一些根本分歧。他的看法与这一时期国内一批重要教育家，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看法大致相同。第二，通过实地考察，增加了大量的职业教育的感性认识，坚定了提倡职业教育的信念。在美期间，黄炎培就自己认为国内教育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比如：“教育与生计的关系，是中国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美国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如何解决普通中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对小学生，如何进行使之容易就业的培训计划？”等等。同时，全面考察了美国从职业陶冶、到举办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进行职业指导，以及普通中学设置选科、分科等一套完整的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和实施方法。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1914年的国内教育考察使黄炎培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国内教育的弊病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了从鼓吹实用主义到提倡职业教育的转变；但是，当时他对职业教育并无深切的感性认识。而此次美国之行，使他深受教益，面对生机勃勃的美国职业教育，他感到寻找到了改革中国教育的“良方”；“观其职业教育之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之亟宜改革。”“回念吾国，……不能不认职业教育为方今之急务。”

同年8月，黄炎培从美国考察回来之后，立即为在国内推广职业教育进行了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他投书报章、应邀演说，大多以宣传职业教育为题，总结发挥了国内外考察的心得体会。力图针对中国现实的教育问题，从经济竞争、个人生计、实业前途、民族命运等方面阐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以期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与此同时，黄炎培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联络同志，募集资金，调查研究，积极筹备。1916年9月，在黄炎培主持下，江苏省教育会附设职业教育研究会宣布成立，会员148人，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成立的省一级职业教育研究机构。

▲ 日本、菲律宾之行

1917年1月，黄炎培偕同陈宝泉、郭秉文、蒋维乔等国内教育界知名人士一行六人，赴菲律宾、日本作第二次国外考察。为什么要去这两个国家考察呢？

在黄炎培看来，美国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职业教育在欧美等国的产生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它的必然逻辑。而菲律宾和日本则不同。前者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教育注重虚文而轻工艺，与中国有相同之处；后来隶属美国，教育事业一日千里。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之隔，民风相同，习俗相近，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明治维新之后向西方学习，几十年间崛起为资本主义列强之一，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那么，职业教育在这两个国家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如何实施职业教育的，其经验对中国来说，更重要、更亲切。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黄炎培利用这次机会对两国的职业教育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考察。在日本，他看到，“日本于职业教育之名词，虽未见十分煊烂，而于实际则厉行弗懈。”在菲律宾，他感受到，菲律宾从一个殖民地国家“不十年而改观”，“市无游民，道无行乞，国多藏富之源，民有乐生之感。”这一切皆受惠于职业教育。第二次国外考察更使黄炎培坚信：“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

（4）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的机遇

那么，国内有没有提倡、推广职业教育的适宜土壤呢？正当黄炎培风尘仆仆地在国内外进行广泛考察，为中国教育寻找出路的时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经历着一个长足发展的好时机。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资本主义列强由于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民族资产阶级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面对这种机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投资各新式产业，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又迫切地感到缺乏人才的严重压力。经济结构的变动，使知识界、教育界与新的经济势力在改革教育的问题上结成联盟，相互之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解和主动精神。我们翻阅这一时期的报刊，到处可以看到工商业界呼吁人才、斥资办学的要求和报道。比如说，先后在上海创办德大、厚生两大纱厂，在郑州创办豫丰纱厂而得大名的大企业家穆藕初，就曾拿出五万两，资助北京大学罗家伦等五名学生赴美留学；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更是斥资创办厦门大学。民族资本主义短期内大发展的形势，民族资产阶级表现出的对发展教育的格外关注，使黄炎培提倡职业教育，沟通教育界与实业界的愿望有了适宜的土壤和条件。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黄炎培思想发展的轨迹：青少年时期受国家灾难、个人生活不幸的刺激和蔡元培的感召，立下了教育救国的志向；通过在江苏省从事实际教育工作的体验，感受到科举制度虽然被废除了，但是封建教育脱离学生生活、远离社会实际的弊病仍深深地束缚着新式教育的发展，于是提出“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主张，致力于普通教育的改革；国内外广泛的教育考察，使他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教育的问题，必需寻找一种新的教育形式，融教育与职业为一体，坚定了提倡职业教育的信念。黄炎培完成这样一种思想转变，大致经历了从甲午战争爆发（1894）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的25年。而这25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任何一位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的提出，任何一种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都是时代的产物；但是，在同样的条件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除了时代的原因之外，个人的阅历、气质、理想、追求，以至知识结构、人际交往等等，都可能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知道，黄炎培与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在江苏教育会和省谘议局团结了一批教育界、实业界和政界人士；辛亥革命后，通过江苏教育会的活动保持和扩大了这种联系。我们在前面曾指出，黄炎培从青年时代起就表现出重视实践、讲求功利、关注现实问题的思想和学术作风，少了点传统知识分子的书生气和清高劲。他曾在一个场合说过，他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家乡里人们办红白喜事，别人嫌麻烦，不愿意出头承担组织工作，他却自告奋勇主其事，而且办得井井有条，受到乡邻们的赞扬。黄炎培十分留意于社会经济生活的观察思考，他认为，“离社会无教育，”“讲教育一定要从经济上着想。”正是这种与民族资产阶级长期保持的密切关系和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关注，使黄炎培能够比同时代的教育家更敏锐地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可以说，种种历史机缘，选择和造就了黄炎培，使他成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3、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推动职业教育在全国的开展

1917年5月6日，由黄炎培首创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宣布成立。这一年，他39岁。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宣言书》上列名作为发起人的有48位知名人士，其中既有教育界的著名人物，如蔡元培、张伯苓、蒋梦麟、沈恩孚、陆费逵等，也有文化界的名流，如梁启超、张謇、严修、史量才，更有一批金融界、实业界的新贵，如聂云台、宋汉章、穆藕初等，还有一批著名的政界人物，如唐绍仪、王正廷等。从这张不太完全的发起人名单可以看出，职教社从其诞生之时起，就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这正是黄炎培个人风格的体现，也是它不同于近代中国任何一个教育社团的显著特点，而且，这一特点一直保持下来。

从1917年到1937年的二十年间，黄炎培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依托，从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到创刊《教育与职业》杂志；从对职业教育的调查、研究、宣传，到设立职业指导机构、开办职业补习学校；从实验普通学校中如何实施职业教育，到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从注重城市职业教育，到开辟乡村改进试验区，推行农村职业教育；从国内职业教育的推进，到南洋职业教育的开展。二十年间，黄炎培为中国职业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惨淡经营、颠沛流离，历尽艰难险阻而毫不气馁。而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也正是在这种与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得以形成和不断发展。

二、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1、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1918年5月，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一周年之际，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三个预备”即：“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进入二十年代，他又提出把“谋个性之发展”列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之一，并将上述几个方面概括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一句非常响亮的口号。在此后几十年的活动中，黄炎培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对职业教育的目的、定义做过许多说明和解释，但总是把这两句话作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这一概括，集中反映了黄炎培的世界观、社会政治观点和他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与理解。

（1）为什么说这一概括反映了他的世界观呢？在黄炎培看来，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求生”，即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但是，任何一个人又离不开其他人而孤立生存，即所谓“孤生不能，生亦寡趣，乃求群。”就是说，在求生之外，第二大需求即是“求群”。为了求生，就要具备维持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能力、知识、技能。由此，人类就产生了求知的欲望。而求群的本能是人类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同情心。用黄炎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天赋我以知，更赋我以爱。”把求知欲望和具有同情心作为人类两大天赋的本能。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黄炎培认为，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纷争不得安宁，最根本的原因是物质条件的限制（用现在的话讲是资源的有限）。每个人都是一生下来就要使用有限的资源（吃、喝、住），获取不到这些资源，就要发生争执，从争执到抗争、再到战争，必然是人类互相之间的杀戮。在互相争斗、杀戮的过程中，人类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就渐渐地泯灭、丧失了。于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大千世界，惨祸遂伏其中。所以，在黄炎培看来，“人类间唯一大问题，是‘全生去杀’。古今中外宗教家、政治家、法律家……一切主义，一切学说，都是从这基本观念产生出来。”而要解决这样一个全人类的大问题，途径何在呢？黄炎培认为，“从客体言，在增进所以供给生活需求之分量与效用；从本体言，在广其知以大其爱。二者之间，因果存焉。所求既给，则爱他心油然而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黄炎培开出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从客观上讲，要努力增加人们所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的供给，即是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从人类主观上讲，要努力提高自己驾驭自然、掌握科技知识的水平，只要这样才能生产出更多的供人们消费的产品；同时要“大其爱”，努力培养、发扬人类固有的同情心。他说，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那就是，人们的生活欲望得到满足了，那么，人们之间的同情心也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我们知道，黄炎培是一位虔诚的人道主义者，他从儒家学说中吸取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民爱物思想，认为儒家的这一基本观点于情于理都非常适当；他也服膺过佛教普救众生的伦理哲学，他曾经说过，自己人生基本观念的形成得力于释伽牟尼的一句话“吾生为一大事而来！”在黄看来，所谓的大事，即是“自度度人而已。”即自己认识人生的真正意义，同时也启发别人认识人生的真正意义。而当他接触了二十世纪之初传到中国来的进化论之后，他又成为这一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即相信人类社会在不断前进，后来者总是要超过前人。这样，他力图把进化论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观点与从儒家学说中吸取的仁民爱物、佛教典籍中宣扬的普救众生等观点糅合起来，做为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这样一种理论建构，恰恰反映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满现状、呼唤变革而又缺乏勇气，惧怕改变的软弱特点。在他看来，职业是增进人们知识、技能，提高人们生产、生活能力，从而增进社会总供给的最好手段；而教育则是保持、扩充人类同情心的最好办法。教育与职业的沟通、结合，必将“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样，职业教育在全世界推广了，人世间的一切不幸、一切罪恶、一切争斗和惨变，统统都会消失，“全生去杀”的问题也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黄炎培的提倡职业教育，是深深地受到他的世界观，即他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总的看法的支配的。

（2）为什么说“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也反映了黄炎培的社会政治观呢？我们在前面曾多次谈到，黄炎培之提倡职业教育，最初的动机是受刺激于整个社会生计之恐慌，各种事业之不发达和广大青年学生的失学和失业。试图通过提倡职业教育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这些困难问题。几十年间，黄炎培从创办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职业指导机构到试办农业改进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的职业教育活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目标始终未变，那就是坚持把职业教育的重心放在平民百姓这一头，面向中下层民众和失学失业青年学生。他曾说过这样一层意思，整个社会就象一个花瓶，其重心是在下边，如果重心上移，花瓶就会倾倒。“因劳工占社会大多数，一切问题，皆以大多数的平民为重心。”职业教育就是要“解决平民问题。”为此，他在职业教育的所有活动中，都把平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比如说，1918年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为什么把校址选在上海市西南区，就是考虑到这一地区老百姓“贫困无业者，较它处为多。”在这里办学对他们的子弟施以适当教育有利于改善其生活。职业学校的招生原则明确规定为“应收寒素子弟”，“费用务求减轻。”中华职业学校成立后最先开办的专业是铁工和木工两科，为什么最先开设这两科，这是因为经过调查他们得知这两个专业与一般百姓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又是发展工业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技能。以后，为了帮助失学青年和提高在职店员、中下层公务人员、职员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和其它地区创办了大量的职业补习教育机构。工作重心始终在社会的下层。我们都知道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他曾斥巨资创办厦门大学和集美地区的一批学校。黄炎培与他过从甚密，私交甚厚。1924年黄曾与陈通信讨论职业教育问题，黄在信中十分委婉但也是十分坚定地劝陈说：“弟更愿先生将用于中等以上青年之财力（当时陈主要资助厦门大学），略事节缩，以用于中等以下青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此中不少天才，徒为境遇所困，无由发展，为培养人才计，为尊重人道计，似宜注意及此。”这几句话说得情真意切，黄炎培关注贫苦民众子弟，主张职业教育面向社会下层的感情得到充分体现。

（3）“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作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也体现了黄炎培对教育本质的深刻认识。在黄炎培看来，教育是一种前人将所获得的知识、技能、经验传授给后人，后人在模仿中获得改进，或进而有所发明、创造的社会活动。人之需要接受教育，一是为了治生，即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本领；二是为了乐生，即使生活丰富多彩。为了实现第一个目的，教育必需提供给人们以直接谋生的能力和互助合作的素养，因此，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也许在初时为非职业的，而最后必为职业的。”这种教育观是对封建教育思想的一种有力抨击。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把教育置于不识人间烟火的地位，认为受教育是为了出人头地、做高居于普通民众之上的人；而把受教育与解决吃饭问题、谋生问题联系起来，作为主流价值观，似乎是不值一顾的。为了实现第二个目的，教育必需适合每个人的才性，为将来从事与他性情相适宜的工作做准备。正是从以上两点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出发，黄炎培反复强调，职业教育不仅求供需相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求才性相近，既“使百业效能赖以增进”，又使人“获得职业的乐趣”。使人养成“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志、优美之情感”，实现个性的和谐发展。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黄炎培职业教育目的的提出，确实是受其世界观的制约，同时，也充分反映了他的社会政治观和对教育本质的基本认识。他所精心构建的这个理论体系，有其合理的一面，如强调教育与个人生活的关系，主张教育要关注贫苦民众的生活、生计问题，教育要适合学生的个性等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职业教育寄予了过高的期望。

2、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是：社会化、科学化

黄炎培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社会化和科学化。这既是他几十年间办职业教育的宝贵经验的提升和总结，更是他在长期职业教育活动中所遵循的办学方针。

所谓社会化，说得白了点就是办职业教育不能关起门来，而要走向社会。黄炎培多次说过，“办理职业教育，并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应走之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职业教育的原则，着重在社会需要。”办什么学校，设置什么专业，开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完全要因地制宜。在教学方法上，特别注重实习和训练，并注意到农村和工场、企业、商店去实地考察。对职业学校的教师，他主张要充分利用职业界的人才；甚至在校长的选择上，明确提出，除了要有热情、学力、德行和经验外，“还要加上一件，就是社会活动力，”“职业学校校长资格所最不相宜的，怕就是富有孤独性的书呆子。”1926年以后，他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提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活动。”以后，他更把这种社会化称作是职业教育机构的唯一的生命。他说：职业学校“最要紧的一点，譬如人身中的灵魂，得之则生，失之则死，是什么东西呢？从其本质来说，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来说，就是社会化……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什么？就是——社会化。”

黄炎培把社会化称作是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可见在他的心目中，社会化是何等重要！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呢？这是因为他看到了职业教育比普通教育与社会生活有着更密切的联系，更严格地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应该说，这种认识反映了伴随着大工业生产而出现的职业教育的本质特点，无疑是十分可贵的。在具体的办学实践活动中，从专业设置，课程开设、招生对象及人数、培养规格，直到职业道德标准的制订，无不建立在详细周密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之上。在黄炎培的倡导之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与社会各界沟通联络的制度。其中之一即是，每年定期邀请工、农、商、金融、教育各界专家集会，征求他们对人才需求和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意见，了解社会需求，以期改进工作。即使在抗日战争的年代，学校颠沛流离，这种制度也坚持下来。黄炎培反复告诫人们，“办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关了门干的，也绝对不许理想家和书呆子去干的。”这句话，可以说是他几十年经验的高度概括！

所谓科学化，用黄炎培的话讲就是，“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这句话初听起来似乎有点不着边际，什么事不用科学能解决，但认真思考一下，确是针对性十分明显。在黄炎培年看来，职业教育的所有工作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别：一类是物质方面，一类是人事方面。前者如农业、工业、商业、金融、财贸等各类专业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择编写，教学训练原则的制定、实习设施的配置等等，这些都要力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通过调查研究，经过实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要充分尊重科学精神，体现科学态度，不能头脑发热，随意跟风。后者（人事方面）则是要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进行职业教育机构的自身建设。他指出，要按照职业的不同性质与人的性格、兴趣和天赋的不同，替他分别种类，来确定谁适宜做什么，谁不适宜做什么，尽量做到事得其人。早在1921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就参照德国的仪器，制成七种职业心理测验器，在招生时使用，开职业测验之先河。黄炎培力求把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纳入科学化的轨道，注重调查研究，注重试验，勤于总结，逐步推广，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而形成一套从职业陶冶、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到职业指导、职业补习教育的系统理论和灵活多样化的制度，力争做到“人尽其才”，“事得其人”“工作重效能”的好传统、好作风。这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一个民间教育机构，在旧中国那样恶劣环境下得以生存下来的重要保障条件之一。

3、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是：“手脑并用，做学合一”

我们知道，黄炎培作为一个从封建教育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对传统知识分子轻视实践、崇尚书本的恶习十分反感，他自己曾身体力行在青少年时代就愿意做一些在一般读书人看来根本不屑一顾的事情。他曾说：“社会积习重士而轻农、工、商，贵劳心而贱劳力，千百年养成之，非一朝一夕所能返。流毒至极。”他认为，这种流传千百年来的成见是职业教育的“大难”，是存在于人们心理，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时不在起作用的“暗礁”。另一方面，从晚清以来，中国就开设了实业学堂（政府是从1904年以后）。从办学要求来讲，这些学堂是培养农、工、商各类实业人才的。但是，这些学校“非教以农工商也，乃教其读农工商之书耳！”在黄炎培看来，以往此类学校的弊端在于课程设置重理论而轻实践，学生富于欲望而缺乏能力。换句话说，学生眼高手低，不适合社会需要。正是针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和清末以来办理实业学堂存在的问题，黄炎培明确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乃在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欲达此种境地，需要手脑并用。”反复强调，“单靠读书，欲求得实用知识和技能，……是万万学不成的。”明确把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作为职业教育最基本的教学原则。

在实践中，他力图通过各种制度建设来保证上述原则的贯彻落实。比如说在中华职业学校的招生简章上明确写着：本校特重实习，学生半日授课，半日工作，务期各种技能达于熟练。一些专业还具体规定“每周授业时间均为48小时，其中上课24小时，实习24小时，但至必要时于休息时间亦得课以实习。”学校开设银行、商店、实习工场供学生用，同时与社会相关单位建立固定的联系。在教师聘用方面他提出，最理想的教师是既能教理论同时又具有职业经验并能动手者，在二者不能兼备的情况下宁可聘用有职业经验者。在招生方面，主张尽量选招那些家长有某方面职业经历的学生进入相应的专业学习。学生入学后，要填写《誓约书》。《誓约书》上第一条就写着：“尊重劳动”。学校明文规定：学生除半日工作外，凡校内一切洒扫清洁招待等事，均由全体学生轮流担任。学校不用一名校役。师生进校一律短装（当时社会仍穿长袍），男同学光头，女同学短发，以便于操作。对于学生学业考核，还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即是学生修业期满后只发修业证书，而不发毕业证书，必须在工作单位实习一年并考察合格后，再回校领取毕业证书。中华职业学校用象征双手万能的符号作为校徽、校旗以及学校工场产品的商标，学校教室、礼堂高悬着黄炎培手书的“劳工神圣”的匾额；学校校歌的歌词是：“用我手用我脑，不单是用我笔；要做，不单是要说，是我中华职业学校的金科玉律。”就这样，黄炎培力图从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保证上述原则的实施。

黄炎培曾在一次讲话中说明了自己的良苦用心。他说：“上海是工商世界，中国读书人，顶怕用手，除了写字和穿衣吃饭上茅厕外，简直就象天没有给他一双手似的。在糊里糊涂中，把社会分作两下；一是号称士大夫的，是死读书老不用手的；一是劳动者，是死用手老不读书的。好罢！我们来矫正一下，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下拼起家来。要使人们明了世界文明，是人类手和脑两部分联合产生出来的。做工自养，是人们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我们亲身做工，同时还要用书本来阐发做工的原理和方法。”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样一些重大的教育原则上，黄炎培能达到上述认识的高度，并努力贯彻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之中，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作为直接为农工商各界培养从业人员的职业教育，强调动手能力的培养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应该说比普通教育有更强烈的针对性。黄炎培提出的“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在今天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黄炎培先生哲嗣、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社长黄大能先生曾有一段回忆，说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曾在上海沪江大学附中读书，他父亲坚持让他转入中华职业学校土木专科学习。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时沪江大学是美国教会所办，贵族化气氛浓厚，许多有钱人，用汽车接送子弟上下学。黄大能回忆说，根据父亲的要求，他在中华职校土木科学习三年，深得“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益处。毕业后到粤汉铁路实习，一年内从设计到描图、晒图，绘成图纸上百张，受到局长、总工程师的表扬，说他“不逊于大学毕业生。”

4、“敬业乐群”：重视职业道德教育

注重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职业教育的概念，从内涵上讲，应该包括职业技能的教授学习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二者缺一不可。离开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职业教育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他反复强调，“有人认为职业教育就是为个己谋生活，这种误会，不可不注意。职业教育……不仅是为个人谋生的，而且是为社会服务的。”而就职业道德培养训练的内容而言，在他看来，“第一要义即‘为群服务’。”后来，他更明确地把职业道德教育的内涵概括为“敬业乐群”四个字。

所谓“敬业”，就是一个人热爱自己所学习的职业，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很强的责任心。用黄的话讲就是“对所习之职业具嗜好心，所任之事业具责任心。”黄经常教育学生，不要看不起自己所学习的职业，他说，“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无上上品。”

所谓“乐群”，是指“具有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即指个人情操的丰富优美和团体协作精神的培养。为什么提出这两条？前者是针对职业教育容易偏重于职业技能训练，忽视个人情操的培养，会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枯燥乏味、身心发育不平衡；后者则是针对中国士人缺乏团体意识，注重私德而缺乏公德的弊端而发。“乐群”，就是要培养合作精神、团体意识。为了贯彻上述思想，在黄炎培主持下，中华职业学校制定和完善了职业道德教育标准，把“敬业乐群”具体化。首先制定了各个专业共同的标准，如：认识职业之真义在服务社会；养成责任心；养成勤劳习惯；养成互助合作精神；养成理性服从美德；具有稳健改进之精神；养成经济观念；养成科学态度，等等。同时，还针对不同专业的特点制定了各自的道德教育标准，如，农科专业；须保持乡村淳朴的风习；充分养成农夫的身手。商科专业：养成敏捷、决断的能力；充分发挥信实的美感；养成注重社会状况的习惯以及良好的礼貌，等等。

黄炎培重视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是与他对职业教育社会职能的认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前所述，在他看来，职业教育是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而人们对自己职业的理解、热爱和强烈的兴趣，是激发其事业心、创造力和积极性的重要动力；个人道德情操的健全发展，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和谐一致，不仅是个人生存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消除人类社会一切“惨变”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黄炎培强调职业道德教育，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众所周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影响至深且远的一种社会价值取向。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远未消失（迄今为止，也很难说已完全消失），人们仍然以读书作官为荣，以读书做工为耻，也正因为如此，黄炎培提倡职业教育，提倡为农、工、商各界培养做事的人才，在社会上，甚至在教育界也遇到强大的阻力，有人公开把职业教育称作是“吃饭教育”是“作孽教育”，一般青年读书之后也不愿意去从事动手的工作，唯高等学业是求。曾经在中华职业教育工作的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邹韬奋在调查了江苏、浙江一带的职业教育情况后十分感慨地说:：“吾国自来重士而轻农工商，益以科举遗毒，乃愈积重难返，谬见牢不可破。闻职业教育之名而不生其蔑视之心者几希。”黄炎培提倡职业道德教育，不仅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必需，而且，也是力图以此来抗衡和消弥这种封建教育观念的深远影响，其积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以上四个方面，职业教育的目的，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构成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当然，在几十年的职业教育活动中，黄炎培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也在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他自己实践活动重心的转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是，就上述几方面而言，其主要内容并未发生过大的变化。也可以说，这些理论和实践探索所获得的认识成果，是在职业教育领域，黄炎培先生留给后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今年是黄炎培先生诞生128年，也是他首创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89年。明年将迎来中国最早成立、而且是最具影响的民间职业教育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90周年。我们在这里重温黄炎培先生有关职业教育的一些基本观点，回顾中华职业教育社90年间丰富多彩而又艰难曲折的历程，目的是为开创新时期职业教育的新局面而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和营养。

世易时移，人世沧桑。黄炎培先生在近一个世纪之前提倡、推广职业教育时的国内环境、国际环境、他所面临的问题与我们今天的国内外形势和面临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已是不可同日而语；黄炎培先生呕心沥血在推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和采取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方法、措施，现在看来，也未必件件都是适合于今天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举办这样一个研讨会，大家冒着酷暑来这里学习讨论黄炎培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学习研讨其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在今天仍然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这里我想引用黄炎培先生在90年前考察美国教育时所说的一句话，他在总结中、美两国教育（也可以说是东、西方教育）诸方面的不同之后，说过这样一句话：“凡此不同之点，皆本于其思想，而方法从之。故方法不足究，亦不胜究也。愿治教育者究其本而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学习、借鉴美国（或者是西方）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具体的方法，因为方法是学不胜学的，往往因时、因地而异；重要的是要探讨隐藏在诸种方法之后的思想，这才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我们今天学习黄炎培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恐怕也需要这样一种学习态度。最主要的是理解他职业教育思想中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在讨论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之后，我觉得有必要特别强调一下他职业教育思想所体现出来的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正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我把这些特点概括为三种精神，即“自尊自立，择善而存”的探索精神；“与时俱进，奋斗不息”的创新精神；“关注社会，了解社会”的务实精神。下面分别谈一下自己的体会。

1、“自尊自立，择善而存”的探索精神

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通过向西方教育先进国家学习，藉以改革传统封建教育，实现教育现代化，以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这几乎是所有进步教育的共识。黄炎培与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之从儒家经典的研习转而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其根本动力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强烈危亡感，是建设一个独立富强的共和国的美好愿望。但是，在教育上向外国学习什么，如何学习？并不是仅有良好的动机就能正确解决问题的。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黄炎培就在一篇文章中对20世纪以来我国教育界学习外国的历史状况作过一个简略的回顾。他说：“十五年以前，当欧洲大战的中期，有一群留美学生回国，大谈其国防。何以故？为美国提倡国防故。二十五年以前，一群留日学生，大谈军国民教育，何以故，为日本正提倡军国民教育故。可是不久，便什么都没有了。……蜂的眼前是花，采到了，酿出来，却不是花而是蜜；蚕的口中是桑，吞下去，吐出来，却不是桑而是丝。因为蜂和蚕都有它的特性，会充分表现它的能力，绝不胡乱模仿人家。”在差不多同时写下的另一篇著作中，他更明确地把这种态度概括为“精神上须不失自尊自立，方法上还需择善而从。”“自尊自立，择善而从”，可以说，这正是黄炎培在几十年的教育活动中，结合中国实际，借鉴外国教育，不断探索所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从而形成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以职业教育的提倡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较大发展，为接受和容纳这一新的教育形式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要使这一新的教育形式在一个封建教育传统势力深厚、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基础薄弱的国度里生根发芽，决非易事。我们在前面介绍过，1915年黄炎培赴美考察教育时看到美国职业教育发达，深感找到了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对症良方。但是，他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当时美国的职业教育，而是内心时时存在着一个“我”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之考察教育也，所竞竞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盖考察者我也，非他也；我之所以考察，亦为我也，非为他也。以故足迹所至，苟的咫闻尺见，其所发第一念即‘与我之比较如何？’其第二念即‘我之对此当如何’。”可以说，这正是他对于职业教育这个“舶来品”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在以后的职业教育活动中，无论是理论上的研究宣传，抑或是实际工作中重大措施的采取，黄炎培都力求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因而使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开展的各项活动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密切关注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的最新动态，及时地把国外新的理论、制度、措施、方法介绍给国人，并首先在自己的事业中进行试验，因而，使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各项活动，始终能与当时欧美各国保持大致同步的状态。二是特别强调职业教育要面向中下层人民，注重职业道德训练，致力于科学知识的传播，使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各项职业教育活动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欧美各国职业教育把解决择业问题作为重点不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职业教育活动，从一开始就把解决就业问题放在首位。如前所述，黄炎培所提出的职业教育的目标，第一条即是“使无业者有业”。黄炎培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如果办职业教育而不知着眼在大多数平民身上……即办职业教育，亦无是处。”在他们所举办的众多职教事业中，从校址的选择，科目的设置，到课程的增删，生源的选择，都力求使中下层人民及失学失业青年受益，获得一技之长，为谋生之准备。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不久，有人非难黄炎培说，他是想用职业教育来使中国的教育“欧美化”。黄炎培气愤地驳斥说：这话从何说起！我们之提倡职业教育是有感于我国的生计问题，并不是要赶什么时髦！即时就职业教育而论，欧美提倡它重点在于使人们选择一种合乎自己兴趣的职业；而我们提倡它，重点则在于使无业者有业！同样是提倡职业教育，各国有自己的国情和特点，怎么能说是抄袭他们呢？

再以重视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为例，其具体内容更是显现出黄炎培努力结合国情的良苦用心。他自觉地意识到我国社会心理、文化背景等诸方面与欧美各国的不同；同时，更意识到，与中国近代工商业不发达、资金匮乏、难以寻找合格的师资等困难相比较，广泛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些陈腐观念，如鄙视劳动、读书作官、重道轻艺等等，对职业教育开展所形成的负面作用更大。因此，他所主持制定的职业道德教育的具体内容有强烈的针性，如“尊重劳动”、“职业平等”、“为群服务”、“手脑并用”等等，反复强调灌输，力图用新的职业观、价值观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扫清障碍，而这些举措，与欧美职业首先训练的内容显然有很大的区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始终瞄准欧美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最新趋势，而又力求在职业教育的侧重点上，在职业首先训练的具体内容上，在职业教育实践活动的范围上反映中国的国情，体现中国的特点，这是黄炎培几十年间在提倡职业教育中不懈探索、一贯追求的目标。

这就启示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借鉴、学习国外的先进教育，都要立足于本国的国情。不能借口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置中国的国情于不顾，盲目照抄照搬，结果是欲速而不达；也不能因标榜自力更生，而闭关锁国，拒绝接受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教育，无论是职业教育或者是高等教育，都要受两种基本要素的制约，其一是受这种教育内部发展规律的制约，比如说，高等教育有高等教育内部的规律，基础教育有基础教育内容的规律，等等；其二是受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处在今天的信息时代，盲目自大、闭关锁国的观念早已失去了号召力、影响力；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如何在充分接受国外先进理念、先进制度的同时，努力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象黄炎培那样，心里时时存在一个“我”字，而不至舍己从人。

2、“与时俱进，奋斗不息”的创新精神

在我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任何一位教育家，要想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得到社会的承认，除去他的理论学说、办学实践活动自身的影响之外，他个人人格的感召作用，同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黄炎培在旧中国倡导职业教育能够形成一定的规模、声势，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能够作出一定的贡献；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一个私人发起的民间教育团体，能在经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而不改初衷，得以存在下来，黄炎培本人的人格，他的忘我献身精神、他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他的严于律己、洁身自好的情操，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从1902年在家乡创办第一所新式学堂——川沙小学堂算起，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中，黄炎培亲手创办、主持或参与创办主持的教育文化机构，总数达百种以上。在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凋蔽、军阀横行、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中，教育工作，不仅报酬低微、工作辛苦繁重，而且困难重重。资金问题、师资问题、社会舆论的责难，政治上的迫害，生活上的动荡不安，都没有动摇他矢志教育的决心。在辛亥革命前家乡的办学活动中，为了在经费极为拮据的条件下办好学校，取得社会信任，他身为学校总理（校长），兼授数门课程，却分文不取报酬，一家人的生活靠分送乡试闱墨的收入维持。辛亥革命后，许多人以革命功臣自居，以作官、作议员为目标，他却谢绝了蔡元培留京协助部务的邀请，并两次拒绝北洋政府让他作教育总长的任命。为了给中华职业教育社募集资金，他曾冒着酷暑，多次往来于南洋各岛。与国内、特别是上海实业家更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经他手募集的资金何止数千万元；而他自己却甘于清贫的生活，以至于在六十多岁之后要靠卖字、卖文，低价出卖自己多年珍藏的书籍来维持生活。他经常以“利居众后，责在人先”自勉，不徒虚名，不慕高位，清心寡欲，操守廉洁，追求一种“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的精神境界，砥励私德，热心公益，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而奋斗不已。

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活动中，黄炎培力求不拘成法，努力创新。从民国初年提出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主张，到1917年首创中华职业教育社，1926年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从办小学堂、中学堂、师范学堂、职业学校，到职业指导所、职业补习学校、农村改进试验区。有人讥笑他喜欢赶时髦，喜欢翻弄新花样，他却丝毫不为所动。黄炎培曾多次谈到他改号的原因。他原号“楚南”，去日本流亡时，改号为“韧之”，他自己解释说，韧字的意义，刃是刀，韦是牛皮，用刀割牛皮，要有一股韧劲，表示了与清政府斗争到底的决心。辛亥革命后，又改号“任之”，他解释说，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自己认为应该担当的责任，毫不推诿，勇于承担，善始善终；另一层意思是，对于别人的议论、非难，听之任之，随它去，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就要进行到底。综观黄炎培的教育活动，人们可以指出，他的理论体系不无值得商榷之处，他的实践也确有失误的地方。但是，他与时俱进，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永不满足的勇气；失败了不灰心，受到挫折不气馁的精神，却正是他特有的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与他的献身精神，与他的严于律己、洁身自好的情操交融在一起，形成一股无形的巨大力量，紧紧地凝聚了一批爱国知识分子、进步实业家，不懈地奋斗了几十年。可以说，这是他教育思想的第二个特色，而这一特色，在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大力倡导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特别值得大力弘扬。

3、“关注社会，了解社会”的务实精神

在为数众多的近代教育家群体中，很少有人能像黄炎培那样，注意从宏观上研究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整体关系；很少有人能像黄炎培那样，强调社会调查对举办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更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一生之中亲自做过那么多次的国内外社会考察和教育考察。翻阅黄炎培遗留下来的大量论著、讲演、札记、诗文和信件，我们感受到一股强烈的重视实际、讲究功利、强调社会调查的气息充溢其间。

从宏观上研究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整体关系，是黄炎培始终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如前所述，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的信奉者；但他与当时的许多教育家不同，从不标榜教育是一种“清高脱俗”的事业；更不幻想离开社会去孤立地发展教育事业。他总是把教育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思考的。他常说，“离社会无教育，欲定所施为何种之教育，必察所处为何种之社会。”我们前面说过，他一生中在国内外进行过多次教育考察，而每次考察，他都是举凡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例如宗教之盛衰、政治之得失、民业种类之差别、物价工价之消长以及风俗习惯之异同，稻梁菽麦、年景收成，等等，他都曾给予关注。在以后从事职业教育活动中，他更进一步提出：“讲教育一定要从经济上着想”，“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社会化”等许多至今仍然闪耀着智慧之光的科学命题。可以说，也许正是由于黄炎培对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才能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比别人更敏锐地触摸到近代中国经济脉搏的跳动，他才能在与别人大致相同的客观条件下，首先起而倡导职业教育，筚路蓝缕，前驱先路。

这种宏观上的认识，体现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就是强调社会调查的重要性。早在辛亥革命前作江苏省教育会调查干事时，他就跑遍了全省的三分之二的县份。辛亥革命后，他“发愿遍游各省”，对全国教育作一番调查。据统计，在当时全国有28省，他在24个省份留下了足迹，通过调查所得，为众多的省市草拟了发展教育的规划。至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各项活动，更是建立在周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他把教育工作者接触实际、了解社会，比做医生的查病因、开处方，看做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基本功。这样一种见解，即使在今天，对于我们这些从事职业教育的人来讲，仍然是非常深刻而具有指导意义的。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个受旧文化薰陶20多年的教育家，黄炎培能够如此强调教育的社会性、实践性，并身体力行、贯彻始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黄出生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其父黄叔才不慕功名，喜欢漫游，喜“经世致用之学”，做事精明强干，对黄颇有影响。还在家乡时，他就常被邻里请去做办红白喜事的帐房，他事无巨细，调度有方，对当时知识分子不屑一顾的此类事情，他却干得兴味十足。17岁以后独立挑起家庭生活重担，作过塾师，当过店员，生活的磨练使他对“农作之勤劳、生计之艰辛，吾深知之，且深悯之。”青年时代受知于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和实业家张謇。蔡元培的爱国激情、科学态度和高尚人格；张謇考中状元之后却下海从事实业、从事教育，冲破世俗偏见的勇气和务实精神，都使黄炎培敬仰不已、师事终身。1905年以后，他通过江苏省教育会的活动，以后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的活动，结识和联络一大批当时上海、江苏以至全国的实业家，并且保持了终生的联系。所有这一切家庭、师友和社会交往的影响，交织在一起，熔铸成他重视实效、不尚空谈的气质，使他能在较大程度上摆脱封建知识分子轻视实践、不识人间烟火的陋习，形成自己思想和作风上务实的鲜明特色。而这一特色，对我们今天从事职业教育的领导和教师而言，真可谓是一剂良药！相信在座的领导和老师们在这方面有着比我深刻得多的体会和感受。

综上所述，黄炎培先生“自尊自立，择善而存”的探索精神；“与时俱进，奋斗不息”的创新精神；“关注社会，了解社会”的务实精神。我想这三点是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都是我们这些从事教育工作、特别是从事职业教育工作的同志应该继承和发扬的。我们要研究、学习他创建的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要借鉴他在几十年职教活动中所形成的一整套制度、方法和经验，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在我看来，上述三种精神更重要。具体的制度、方法、措施是因时、因地、因人而易的，而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务实精神却是任何时代、任何事业都需要提倡和发扬的。

原文选自《溯源与创新》，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中心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作者简介：

田正平，浙江大学中外教育现代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理论与教育史学科组成员，浙江省首批特级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中国教育现代化、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国高等教育史、中国职业教育史等。